2000年·港城
这是她怀孕进入第七个月的某个清晨。玛丽安娜从便夷旅馆里醒来，洗完脸准备出门，手机却收到了五个拒绝短信，全部来自她投出的工作请求。
最直接的一条，只有短短几个字：“对不起，我们不雇和郭家有关系的人。”
她一动不动地站在庙街，街头的招牌霓虹开始收回，鱼蛋摊和彩票店开了早市，城市如常运转。但她知道，她已被从这座城市的合法运作轨迹中彻底剔除。
她的劳工签证即将过期，离职通报系统上，郭家只写了一句含糊评语：“不适应主雇文化，工作配合度差。”这句话在港城雇主圈，是死刑判决。
她试图找中介求情，对方听完她的名字，声音都降流：“你怎么敢辞郭家的工？你疯了吗？你知道他们在移民署是什么级别吗？”
她低头，不话。
她曾考虑回菲律宾，但她很清楚一旦回去，她就彻底出局。没有工作签，她将再也不能进入港城。而她已经不是一个人，她的身体里还有一个生命。她也试过偷偷去私立医院，却被问起“身份证与保险号”后，被拒之门外。
最后她找到了一家藏在深水埗旧楼里的地下诊所，医生是个讲粤语的越南移民，替她做了b超。图像上，模糊的一团正在缓慢蠕动，一个没有身份、没有名字的生命。
医生淡淡地：“你身体太虚，不适合堕胎，容易大出血。”
玛丽安娜点点头，没有回答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她从未打算堕胎。
她住在庙街旁的劏房，楼道闻得到楼下清洁水渠的酸腐味。每吃泡面，一碗能泡三次，洗衣服用冷水，夜里翻身都会惊醒。她白靠帮旅店打扫赚取少量现金，晚上去帮忙卖二手电器。为了活下去，她甚至偷偷帮人洗楼梯间的玻璃。
她身上那份“酒店管理专业毕业证书”，已经开始发霉。
有一清晨，她在油麻地海边散步，看见一个拾荒老人从垃圾桶里拉出一个黑色塑料袋，里面是刚出生的弃婴。老人尖叫着叫人报警，玛丽安娜站在不远处，眼睛眨都没眨一下。
她没有惊讶。
她只有一个念头：“如果我死了，我的孩子会不会也进那个黑袋子？”
她终于下定决心，她要留下孩子。她要用这个孩子，把属于她的真相，钉进这个城市的核心，哪怕她自己永远不能被承认。
她在一个破旧笔记本的扉页写下：“我的女儿，你的名字我还没想好。但你必须活着。你必须知道，你不是一个意外，而是证据。”
她从旅馆窗户望出去，高楼正在晨雾中苏醒。
她知道，自己已经没有明。但孩子，必须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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玛丽安娜躺在产床上，没有家属，没有陪产，也没有为她祈福的电话。她咬紧牙关，手指死死抓住金属扶手。没有叫喊，没有眼泪，只是盯着花板那道剥落的白漆裂纹，仿佛用尽一生的力气在记住今。
她生下一个女孩。
护士将婴儿清理后轻轻抱到她面前问：“取名？”
玛丽安娜的嘴唇动了动，什么也没。她只是轻轻摸了一下女儿的额头，然后把头转向另一侧。
过了几分钟，她才轻声了一句：“随你们填吧。”
她穿好衣服，在凌晨五点医院换班之前悄悄离开。她没有多看那张婴儿登记表，只知道那张表会随着福利院的车到来而被带走，成为港城系统里的一个身份。
她沿着佐敦道走到地铁口，刚亮，空气里混着夏的潮味和消毒水残留。她突然停下脚步，默念：“她会比我活得干净。她不需要姓氏，也不需要原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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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乞求前雇主郭林颂恩在她的潇楠酒店集团里给她一份工作，她做着任何能换来现金的黑工。洗酒店床单，收垃圾，打扫私人诊所，夜里去茶餐厅洗碗，白在酒楼帮人包点心。她从不问价格，只求不要被驱赶回国。
她租住在北角一间无窗劏房，半夜醒来经常咳嗽不止。起初她以为是尘螨，直到2004年的某咳出一口血。
她偷偷去了医院，借用他人身份挂急诊。医生看完片子，只了一句：“是肺癌晚期。”
她没有哭，也没有问多久，只轻轻点头，转身离开。她拨通了那个她曾发誓永不再拨的号码——郭维峻的秘书。
她用尽全部勇气请求一个“会面”，并表明：“只是谈谈。”
三后，她坐在中环的一间私人会所里，穿着多年前留下的佣人制服，脸色苍白，连腰都直不起来。
郭维峻准时出现，坐在对面，眼神中没有惊讶，甚至没有怜悯。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他，声音低而不耐烦。
“她还活着。”玛丽安娜的声音哑了，“我不求你认她。我知道你不会。但她是你的女儿。你能不能……帮她安排一个未来？”
郭维峻怒斥：“你拿这个来威胁我？”
“没有，我求求你。”她的声音在颤。
他沉默了一会，缓缓从皮夹里抽出一叠钞票——还是那一眨
“我可以给你这笔钱。”他，“以后不要再来找我，你最好带着那个孩子消失，再也不要回港。”
玛丽安娜看着钱，眼睛没动，低声了一句：“你比我当初想的还冷。”
2004年4月17日，上午10:04，她在当年接生女儿的医院去世，死因是肺癌晚期并发器官衰竭。无家属。无保险。无财产。遗体无人认领。她的名字，在档案纸上被打了一个注销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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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龙心安儿童福利院里，四岁的张西蕾坐在铁皮滑梯下，抱着玩具熊的断腿，安静地望着栅栏外的街道。
她不知道自己原本不该出现在这个城市，她只知道，每周日，都有一个瘦瘦的女人戴着口罩，在栅栏外望她一眼。
最后一次，那个女人突然递给她一封长长的信，然后什么都不就离开了，再也没有来过。
她终于知道，那是她的妈妈。